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2019 -2020年，国家层面的一系列知识产权有关的指导文件、法规及重要改革举措相继发布和实施。无论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市场服务机构的层级市场布局、创作主体与参与主体的版权维权意识的提升，还是交易市场有效运作以及维权案件的司法规范处置等方面均有了显著的提升和发展。
但从各类统计数据上不难看出，版权类尤其是艺术版权类的结案数量、交易梳理、从业数量仍极其薄弱。
艺术类版权保护问题严峻，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四点：
（一）行业自律不足，创新精神受损
我国当代艺术的起步就伴随着借鉴、模仿甚至抄袭的现象，20世纪以来，艺术家模仿和抄袭国外艺术作品是普遍性的，因为起步晚、层次低、独创少的尴尬现实状况所决定，也与艺术学习的起步是临摹和模仿的特点有关。
2019年，我市福田区美术家协会主席一幅布面油彩艺术创作，被人剽窃后的“赝品”居然入选全国性展览，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艺术创作者对资本和市场的畸形追逐导致创作心态失衡，新兴的专业艺术学生对老师的过渡模仿也是比比皆是。
（二）艺术类版权维权难度大、成本高
艺术类版权行为无论是抄袭、画照片、假冒或非法使用还是使用各种技术篡改、伪造他人作品是业内常见的现象。
面对侵权行为,艺术家感到更多的是无奈，曾经遭受侵权的艺术家普遍表示,艺术侵权案件维权取证难,司法程序复杂、诉讼成本高,即使案件得到判罚也经常面临执行难的问题,最终往往得不偿失，大部分艺术家只能选择沉默。
2017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曾受理过一单错综复杂的侵权案，一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被另一国家级美协会员状告侵权，却因两类艺术创作为不同类别艺术品，经辗转周折多方取证加上经验判断，只判决赔付5万元，远不及国家级艺术创作的文化价值，却耗时一年半。
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统计,目前在全国115万余件知识产权司法案例中,涉及美术作品侵权的案例仅有60余个,其中艺术家个人维权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
（三）版权从业者整体水平偏弱，且乱象丛生
从《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情况分析》不难看出，虽然从业人员及分布区域不断在加大，但从业务内容来看，目前，专利和商标是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主要业务类型。
数据显示，2019年从事商标业务的企业占比达57.9%，从事专利业务的企业占比28.9%，两者合计占比达86.8%；而从事版权、商业秘密、地理标志和植物新品种权的企业占比较小，分别为2.2%、0.4%和0.1%。各类版权代理机构无论从登记数量上、交易数量还是维权数量上都远远低于商标和专利。
此外，一些不法机构甚至冒用未经授权的作品进行碰瓷式维权、勒索式营销，将正当的维权行为异化为不当牟利的手段，扰乱了市场的版权秩序，背离了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初衷，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正当维权与作品合理使用平衡性问题的广泛关注。
（四）新时代技术革新与平台经济发展都带来的挑战
由于互联网的传播迅速便捷，多元化的应用场景造就了版权碎片化的局面，艺术创作者、版权机构、渠道方及相关利益方等不同产业链上下游利益分配矛盾突出，引发大量版权纠纷。
网络平台“避风港原则”被不法分子滥用以逃避侵权责任，饱受争议和挑战。在新的数字微喷技术和3D扫描打印技术应用，往往艺术家本人都对自己的作品和复制品难辨真伪。虽然区块链技术可以对版权的基础信息、创作人信息及交易信息在互联网上进行登记记录，但参与主体主动意识不强，不能形成惯性长期有效的坚持。
此外，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平台责任也逐渐出现在全球各国立法中，如欧盟版权法改革便对“避风港原则”进行了调整。
在数字经济时代“内容+渠道”一体化格局下缺乏透明度，艺术创作者海量分散且缺乏议价能力，其艺术版权价值增速与艺术创作者利益增速远不成正比。
全国目前建立的版权交易平台交易业务量少、制度体系不健全、版权保护力度不足，平台功能尚未发挥。
艺术品的诞生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结合，版权是隶属于艺术品实物之外的精神财富。对于创作者而言，完成一件艺术品也就意味着同时拥有这件物品的实物和版权。知识经济时代，版权表现出巨大的商业潜力和经济价值。在传统艺术品交易方式之外，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通过适当操作，可以使艺术品版权进行深度开发利用，从而提升艺术品的衍生价值。
纵览当今艺术市场，版权的开发和使用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引起诸多市场共鸣和社会效应。
如何有效引导、规范、管理和保护，如何形成一个艺术版权诚信市场，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